好思汇·精彩回顾 | 全球三倍目标下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展望（二）
2024年1月29日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
2024年1月22日，好思汇邀请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质合创投管理合伙人衣进、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分析师李鑫迪作为发言嘉宾，并由中外对话气候与环境中国项目总监林孜作为主持人，共话中国助力全球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蕴含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围绕中国可再生能源出海的困境与突破，为大家分享了她的观察、思考与建议。
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中的生产成本最优；欧美尝试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支持本国产业常难以实现，且导致成本升高，限制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增长。
我们刚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可再生能源出海的研究项目。在全球政治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最具竞争力，即使考虑到土地价格和人工成本。鉴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美国和欧洲都在寻求发展本地产业。然而，如果中国将其产能扩展到这些国家，将可能引发政策不稳定和当地项目潜力不确定等风险，且必然导致成本上升，从而阻碍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的增长。我们认为全球自由贸易应该被优先考虑，而不是保护本国产业。过去的案例表明，欧洲和美国最早采取的关税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并未培养本国产业。通过政府手段来扭曲全球供应链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尝试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来限制中国产品的发展，但其现实性和长期可持续性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增长持乐观态度。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体系相对不完备，普遍存在电力短缺与供应不稳定的问题，甚至有些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以前电力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无法负担高昂的化石能源成本，即使有人捐赠火电站，后续购买煤炭依然是个问题。可再生能源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安装与操作相对简单。过去，可再生能源相关产能有限，主要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因此，大量的装机与组件优先供应给欧美、日本以及其他相对经济较好的国家。随着中国产能的扩张与价格的持续下降，这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供应可再生能源的装机与组件，尤其是以前那些被忽视的国家。然而，投资风险仍然是一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更需要的是适应风险更高的电站投资者，或者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我们建议联合金融机构和国际担保公司，为贫困地区提供因地制宜的风险分担机制，以促使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Q&A 互动交流
Q1
为什么出海的中国新能源企业仍难以获得美国的补贴？
彭澎：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美国的补贴法案非常复杂，许多美国企业都难以理清其中的规定。即使与美国专家开会讨论，有时候专家内部也会对于补贴实施细节产生争议。另外，法案中有一项重要规定是所有零部件不能来自特定国家，比如中国。要求所有零部件在美国本土生产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申请补贴的整体过程缺乏透明度，缺乏明确的步骤和标准。即便像台积电这样的半导体企业早已申请了补贴，但其公开消息中尚未提及成功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资金。此外，美国的政策周期较短，政策频繁变化使得投资者难以把握风险。
追问：美国本土企业在新能源领域面临的补贴风险与中国出海企业相似吗？
彭澎：目前，美国的企业也存在着许多疑虑。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补贴主要针对本地制造业，包括光伏组件、电池片、硅片等领域。许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与当地公司合资，而非完全独资。以前的退税政策相对清晰，即美国当地居民投资光伏电站时可申请退税，即每产生一度电就可获得相应税收退款。如今，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本土制造业，并推出了一系列补贴政策，然而执行细则却并不明确。
Q2
现阶段，如何应对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这将对未来光伏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彭澎：中国光伏产能虽然庞大，但目前正在经历更新换代。传统单晶产能的大部分已被替换为N型组件，去年N型组件占比15%到20%，今年升至75%。虽然光伏产能存在过剩，但并非外界传闻的那么可怕，而是行业正在洗牌。是否向东盟转移是个问题，但根据企业咨询，即使有高价订单，在海外生产的高昂成本仍然难以支持其运营。因此，国内生产仍然是最优选择，尽管在欧美销售的组件已经支付了100%的关税。解决高产能时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硬性削减产能，亏损的企业或许不得不关闭。二是开辟新市场，如非洲和中美洲，特别是小型国家，更有利于开拓。要让更多地区使用可再生能源，金融政策需跟上，项目稳定性和投资回报需达到预期。产能过剩或不足只是行业周期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在供需之间找到平衡点。
Q3
美国通胀法案、欧盟禁令公约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双反等贸易措施是否会影响全球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些贸易壁垒会对中国新能源出海产生何种影响？未来企业应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彭澎：毫无疑问，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受到美国通胀法案、欧盟禁令公约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治摩擦的负面影响。在欧美国家，尤其是通过“双反措施”不断增加中国设备成本，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替代速度。需要强调的是，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在于其经济性，而不仅仅是环保。如果价格高于火电或天然气，需要政策推动才能促使其发展，但成本低于传统能源时，市场推动将更为迅速。此外，全球政治格局本质上基于美元和石油，发展更多可再生能源引发了资本担忧，导致进一步的摩擦。美国组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是正常水平的两倍，中国产品要付很高的关税，否则美国装机翻倍是很容易实现的。
Q4
波士顿大学数据显示，中国在海外的能源投资中大约有70%，约2000多亿美元，投向化石能源领域，仅有约18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项目。请问您认为中国在海外的能源投资是否会保持增长趋势？
彭澎：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工程也被视为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和现在，中国主要扮演工程队或包工队的角色，仅仅是执行投资方委托的任务。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中国正努力争取更多的海外风电和光伏建设项目。未来，中国是否能成为资本输出方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中国面临一些挑战，而且国际形势不太有利。有人认为，中国通过在非洲提供贷款来控制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受到质疑。此外，中国的体制对资本走出去也不太有利。由于领导要对项目负终身责任，而海外项目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更高，因此央企与国企在选择项目时非常慎重。未来更多的仍将以工程类项目为主。
追问：您刚刚提到中国正在从工程队角色转变为资本输出方，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以前，大多数投资可能来自有实力的国企，但现在像隆基、金科等很多可再生能源企业起源于私营资本。您认为未来私人部门在投资方面是否会有更多的发展与成长？
彭澎：私人资本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参与有可能，特别是在小规模项目方面，私人资本可能愿意投资。然而，要形成规模，仍然需要大型公司，尤其是像能源行业这样专业性强、周期长的领域。私人资本难以承受长周期的压力，而且美元利率波动对项目的影响较大。尽管一些基金已经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但要改变整体结构，国有企业和跨国能源集团的全面推进仍然是必要的。现实中，一些大型能源公司保持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投资，因为在清洁能源领域盈利相对较差。如何说服这些富有的能源集团将投资从传统能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仍需深思。2030年碳达峰是一个阶段，此后，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
Q5
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的迅速增长，整个产业链也在发展，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彭澎：我理解这位听众提到的环境风险主要是针对太阳能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对上游矿业的需求，特别是对锂矿的关注。科技进步和成本压力有助于上游企业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面取得进展。虽然过去多晶硅生产曾存在严重污染，但在成本压力下，现在多晶硅产业已实现百分之百原材料回收利用。企业为了生存，需要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其生产清洁程度。类似的商业规律也适用于储能企业，成本压力和竞争将推动行业不断走向清洁与更高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