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城市碳减排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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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城市镇江将于202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比全国提前10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减排策略具有典型性。外界可通过镇江经验,了解中国达到碳峰值的方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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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aike

当各国谈判代表在巴黎气候大会的会场焦灼地协商协议草案时,一群中国官员却显得比较自信。他们是来自中国城市的市长及其智囊们。

这些中国城市的官员在巴黎承担着一个使命:使看起来抽象的中国2030年碳峰值目标更具体化。通过他们,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用以达峰的“工具箱”中到底装着什么。

今年9月,9个中国城市在首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 上宣布,将在中国政府宣布的2030年达峰日期之前,率先使其碳排放达到峰值,其中既包括大城市北京、广州和深圳,也包括中型城市镇江和贵阳,甚至包括不 发达的延安和金昌。从达峰时间上来看,北京、广州和镇江将于2020年前后,就使其碳排放量走入下行通道,比全国达峰的时间表早了近10年。

根据能源基金会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统计,如果将这率先达峰的9座城市的GDP和人口加总,相当于中国2013年GDP的10.3%(约等于一个墨西哥), 和中国人口的3.3%(约等于一个哥伦比亚)。而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安排,包括这9座城市在内的35个低碳试点城市将陆续出台率先达峰目标,这意味着,接近 中国经济总量一半的地区,将在早于2030年就不再继续增加碳排放。

“让一部分城市先达到峰值”,中国在达到碳峰值这个问题上似乎又一次显示出“摸石头过河”的精神。正如镇江市长朱晓明在巴黎所说: “2012年11月我们成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实现碳峰值,这也是国家发改委跟我们讲的。”而镇江所进行的碳减排实验,也提供了一个 管窥中国碳减排可能路径的样本。

在中国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位于长江下游、有着300多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但与大都市相比,镇江这样长江沿岸的城市在碳排放达峰路径的选择上可 能更具代表性:在中国东部,类似于镇江这样倚重于化工、建材、冶金等高耗能行业,且经济仍处于较高速上升期的城市并不少见,它们要实现碳排放达峰,而且是 早于全国达峰,意味着其增长需更快地与碳排放脱钩。

为了实现这种快速脱钩,镇江建立了一套碳排放核算与统计系统,摸清了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次的碳排放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碳排放达峰的基准情景。根 据朱晓明的介绍,如果仅仅执行现有政策,那么镇江碳排放的峰值可能要在2038年才能到来。能源结构调整可以将达峰日期提前至2027年,而最激进的产业 结构调整,即假设镇江只发展第三产业,则可将达峰日期大规模提前至2018年。

这番情景分析,可能勾勒出了大部分地方政策制定者在碳减排方面所面对的政策选项:长期来讲,他们需要考虑在能源结构中增加更多非化石能源占比,短期则更需 考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布局,一旦重工业在其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高,将会极大制约减碳能力。正是在这种选择中,地方层面的达峰路径显示出了其多样性。国家 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外对话:“镇江原先是个重化工城市,所以有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而深圳和杭州这样的城市,产业结构 调整已经没有空间了,减排的机会在于改善居民环境、提高住房标准,这就意味着建筑节能,另外就是减少交通排放。”。

公开数据显示,深圳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57.3%。镇江仍是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只有 45%左右,提升空间巨大。根据镇江市的测算,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每下降1个百分点,全市碳排放量将下降 1.53%。相比于调整能源结构所带来的碳减排效果, 即煤炭占一次能源比例每下降1个百分点,全市碳排放量下降0.22%,前者对于镇江来说更为立竿见影,减排空间也更大。

从镇江所采取的一系列减排措施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思路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是关停效率低下、排放量又大的小型污染企业。近三年来,有285家类似的 企业被关停;其次是对新上项目进行碳评估,对可能的新增碳排放进行把关,并以此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的战略新兴产业,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进 行转型。这种调整措施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撑,令镇江得以把行业碳排放和利税、就业及产值等情况放在一起综合考量。“我们可以看出来哪些行业通过碳排放的降 低,仍然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利税增长。”朱晓明说。

除了产业结构调整,镇江还出台了被朱晓明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碳考核制度,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和碳强度目标分解到镇江的下辖地区,并通过考核对下级政府形成约束力。

到目前为止,镇江的这套组合拳似乎使她在经济发展和减碳之间找到了珍贵的平衡。根据镇江市在巴黎大会上展示的数据,2014年镇江GDP增长保持在 10.9%的高位,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9%,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但关停小企业等举措通常被视作采摘“熟透的果子”,在减排 前期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当代价较低的碳减排措施用完之后,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提高。在巴黎,朱晓明承认:“钱是个大问题。对我来 说最大的挑战是技术挑战,并不是没有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对我们来说成本太高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镇江的达峰“工具箱”中,并没有出现广受关注的碳交易。碳交易被认为可以有效降低碳减排的成本。对此,镇江方面解释,之前由于没有地方 立法权,镇江开展碳交易没有法律基础。而现在,镇江将“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来完成好碳交易的工作”。此前,中国政府已宣布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范围的碳 交易市场。

和碳交易一样,地方政府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授权,才能在地方层面使用某些对他们来说非常需要的政策工具。2014年,在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对镇江的低 碳试点工作所进行的评估中,报告编写人员认为:“目前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无法可依。”地方政府的措施为此经常受到消极抵制。因此,他们建议加强总量 控制、排放许可和排放权交易等重大制度的顶层设计,“为力争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