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敏:“挑战人性”是应对气候变化真正难点

本文刊发于《环境与生活》杂志2018年11月号P68页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胡敏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韩国仁川发布新报告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的1.5摄氏度是一项艰巨任务,地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乃至2摄氏度,可能会产生可怕后果。但是,挑战人性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难点所在。】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0月8日在韩国仁川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引起广泛关注。该报告在结论中提到的冰川融化、洪水飓风、生态异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幻大片中的末日情景。无怪乎不少评论用“拯救世界仅剩12年”“人类未来”等字眼做标题。且不追究这些说法是否科学,以看大片心态关注报告——无论是恐惧绝望,还是开灯散场一切照常,恐怕都不是科学家的初衷。

要严谨地解读报告并不容易,对于“末日”时间的计算和描述也许和如下的论述有关,“全球升温有可能会在2030年到2052年间达到1.5摄氏度”,“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是观测事实”,“一些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和退化”。

常规措施挡不住极端天气

虽然不是末日,全球变暖关乎生死却是个科学事实。升温1.5摄氏度或2摄氏度是以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衡量的,在不同地区,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和影响差别巨大。例如北极地区的升温会是平均值的2至3倍,而北极“夏季无冰”现象可能发生的频率会增加10倍,从百年一次到10年一次。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是渐变的,想在所有沿海地区修筑几米高的堤坝永保平安只是个良好愿望,因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其影响的范围和人群十分广泛。真正的风险,表现在极端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常规预防措施的效果如何。不用说脆弱地区的飓风、干旱,如果我们还记得2012年7月的暴雨,北京这个内陆城市也会出现洪灾、导致伤亡;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席卷全球的热浪,使得东亚、欧洲和中国华北这些一向气候温和的地区出现高温致死案例……更严重的是,这一切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

无论如何解读,报告表述清晰:时不我待,需要更早、更快、更强的行动。《巴黎协定》中各国认同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全球碳中和,该报告指出需要将此目标提前到2050年左右。然而事实如何?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总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306亿吨,而《巴黎协定》所有国家自主行动加在一起,到2030年,全球年均排放为333亿至467亿吨。

加速行动何其难!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说,“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根本是人性的趋利避害,之于国家是发展的博弈,之于个人是生活和发展的需求。我们挖掘减排潜力,一边要确定国家目标,一边要改变个人行为。

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

全球减排行动最大的潜力,是促使美国政策回归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正途。

美国是最大排放国之一,退出《巴黎协定》不仅是对其国内行动的拖延,也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该报告若能撼动美国已然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国家行动,则善莫大焉。当然,美国的地方政府是应对气候行动的主力,美国加州州长布朗提出要在2045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美国更多地区制定的有前瞻性的气候目标和政策,将对美国的实际减排效果起到作用。

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成为赢得气候正义的希望。中国拥有全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该地区也是气候变化脆弱区。最近,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因冰川消融出现的堰塞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该报告只会坚定中国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需求,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协同控制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这符合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已建立了低碳发展管理体系,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消费国。中国原计划到2020年时,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至45%,这项目标已经提前3年完成了。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下一步有希望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

中国强化行动的一个可能领域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该报告特别提出了非二氧化碳要在2030年后持平。2012年,在中国的总体排放中,有16.8%来自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等温室气体,而且增速迅猛,对此进行有效控制非常重要。具体行动包括更好的废弃物管理,对冰箱、空调等设备的制冷剂实现替代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中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损失和浪费所造成的甲烷排放,同样排名世界第一。

黑碳是一种短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是细颗粒的一种,它本质上是空气污染物,同时干扰辐射强度,对极地融冰和局地气候影响巨大。中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会减少黑碳排放,对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巨大。

这些传统上属于环保范围的工作,在环境管理体制调整后,可能会有新的政策机会。

生活方式不改很难达到碳中和

无论国家目标和政策如何,减排最终还是来自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长期以来,气候变化都是庙堂之上的话题,“知道分子”很多,但投入行动者太少。我所在的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的调研显示,虽然有83%的人表示了解低碳,其中92%还认为低碳与自己相关,但是谈到具体行动,参与度就只有34%至75%了。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较少或付出成本较低的行动,公众的参与度较高,比如日常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75%);对相对要投入更多资源或做出巨大改变的行为,公众的参与度就不高了,比如每周少开一天车(37%),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39%)。

行为改变是支持温室气体减排的根本驱动力,不调整当代社会高强度碳排放的生活方式,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这种可能性很小。

过去,生活方式变化的趋势是什么,是农村要向城市看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是冬暖夏凉、丰衣足食的日常需求,也有解决了温饱的人想住大房子,开豪华车,周游世界的美好愿望。这些愿望的背后,是节节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曲线。

中国的家电需求连年升高,以空调为例,城镇居民基本上已经超过了一家一台,而农村居民则平均两家不到一台。然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不和美国比,日本的户均空调保有率也在两台以上。有一个衡量生活方式的指标就是人均生活用电量,中国的这项指标在2014年是美国的1/8,欧洲的1/3。在未来30年里,全球能源结构应该很难飞速地低碳化,所以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成为必须。

改变餐饮结构、减少肉食,已经是低碳行动清单的选项之一,将夏天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也应该成为全球倡议。但是,提倡素食很可能会让许多刚刚实现温饱的国家民众感到匪夷所思,而限制房间温度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来讲也有点难以适应,即使是环保工作者也不例外。因为这些都涉及人体的直接需求,要加以改变确实难上加难。

这需要发达国家切实提前行动,树立更好的标杆,需要系统化的普遍路径,而非点缀性的个别行为。有的人去伦敦看看鸽子,偶尔吃一次斋,就认为给应对气候变化做了贡献,这恐怕是不能服众的。

气候变化这个最大的市场失灵背后,其实是人性的趋利避害,而挑战人性恐怕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真正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