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传真】如何评价巴黎协定后全球减排政策的效果

《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各方就本世纪末的温升目标达成了共识,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C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C 之内”。为实现上述目标,《协定》要求每个缔约方以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形式自行编制、通报其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并以5年为周期提高力度,弥补全球排放差距。截至2017年10月底,已有166个缔约方,193个国家(欧盟中包含28个国家)提交了其NDC报告,累计占全球排放96.4%。

 

那么在过去两年中,全球主要排放国家采取的减排政策对实现各国NDC承诺目标起到的作用如何?在欧盟角主办的一场以“巴黎后追踪和加强的进程:对现有以及加强的减排政策的分析” 的边会邀请了来自三家机构的研究者对巴黎协定后全球在减排政策方面的努力进行了分析。

 

这三家研究机构的分析方法不尽相同,新气候研究所(NewClimate)主要基于UNFCCC官方的气候行动追踪平台上的信息以及其自主分析;另外两家研究机构荷兰环境评估所(PBL)和全球洞察科学(IIASA)则是基于不同的模型工具。

 

 

气候研究所的主要发现是:接近2/3的国家实现(I) NDC目标的进程不容乐观。该机构分析的25个国家分成了五类,分别是1)靠现有政策就能实现的;2)靠现有政策能实现,但2030年前排放会增加的;3)需要更多政策,但到2030年排放减少的;4)需要更多政策,但排放总体维持2010年水平的;5)需要更多政策,到2030年排放增加的。

 

 

中国被归为第二类:目标可实现,但是排放在2030年前还处于增长阶段。

 

 

但是,研究人员也解释,更有可能实现NDC和更严格的政策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各个国家目标的雄心程度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既有政府决心的因素也有自然禀赋的差异;并且,各个国家政策决策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把NDC目标当成促成更有雄心的政策的手段,而其他国家只是把现有衡量方法的预期产出以NDC形式表现出来。再说满打满算各国开始提出NDC也不过两年的时间。

 

 

PBL开发的NDC在线工分析具很有意思,把国家NDC目标进行了分类。在这个工具上点击地图上的各个国家就可以看到详细的NDC目标,以及在不同政策领域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的详细情况。

 

不仅如此,PBL还开展的一项专门的研究,通过分析全球国家最佳政策实践的有效性,试图找出规模化全球最佳政策实践能够对全球排放带来的影响潜力。该项研究总结了在不同领域政策的有效程度。

 

 

结论是最高影响力的政策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含氟气体减排以及建筑、交通等行业的有关政策。但是即便是全球采取这些政策能够达到的减排力度和UNEP提出的实现2度目标的减排量还有9Gt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的差距。该项研究还总结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哪个国家的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如下图所示。

 

 

研究人员假设这些最佳政策实践如果能应用到各个国家,对减排目标的达成将会带来显著效果。比如在两个主要排放国如果采用这些最佳政策实践中国可以提前达峰,美国可以回到实现NDC目标的正确跑道上来。

 

 

笔者对研究人员的结论表示期待,但是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于是在问答环节提出了一个疑问:这项研究是否考虑了这些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实施可能性和效果呢?得到的答案是:该研究的确不是基于某个国家特定的情境进行的分析,最终各国能否实现NDC目标还是要基于自身的努力。

 

的确,从研究到政策行动再到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对气候变化,道路漫长而曲折,需要全球协作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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