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作为一个机构实体的字母缩略语GDTP非常好。其解读可以超越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的内涵。字母T将GDP融合成“四位一体”，使得GDP的含义不止Gross Domestic Product，还是Green Development Partnership。从中文拼音看，T可以是“碳”，是“替代”，是“剔除”，表示的意思就是“碳替代、剔除”。从中西融合的角度，T可以是“Technology”，表示技术引领，是“转轨Transition”，“转型Transformation”。

我希望用批判的视角来谈一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问题，即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诺德豪斯思想批判

2018年威廉·诺德豪斯因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得到了很高的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诺德豪斯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建言代表真理，气候变化经济学人就要认同和追随。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是盲从，最需要的是质疑，只有质疑和批判，才能不断改进和创新。当然，质疑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要有审慎的态度，科学的分析，严谨的论证。

1997-2001年我曾在IPCC第三工作组技术支持小组工作，对诺德豪斯的理论贡献、方法论创新不仅有学理上的认知，对其政策含义的国家利益内涵也有比较多的分析解读。

诺德豪斯是第一位将气候变化这样的自然科学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开创了理论先河，方法论上他构建了经济系统中融入碳元素的动态综合分析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 模型和RICE （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模型，这两个模型在90年代中后期非常流行。

政策决策咨询上，他的贡献也很大。应该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因为诺德豪斯的报告表明，如果美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对GDP将产生介于1.5-3.5％的影响。美国政府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执意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由于气候变化有着不确定的长远风险和碳减排的发展权益属性，诺德豪斯将碳排放作为一个外部性成本内部化而寻求系统优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学理上难以自洽。第一，他的分析框架没有考虑气候风险问题。气候变化不仅是碳的问题，更多是气候风险问题，人类能否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第二，他开出的处方是现实的效率问题，没有考虑代内和代际公平。以碳税和碳交易为例，能够支付得起碳税，能够交易得起碳排放权的人，就有权排放。这点从效率视角看没错，但从福利视角看，美国当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5吨，中国199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2吨，我们和美国人均减排一吨二氧化碳的福利损失显然不同。除此之外，诺德豪斯也没有很好的考虑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和风险。

因此，我们的认知可能有局限性，在一些方面看齐意识是必要的，但在学术上批判意识也是必须的。

斯特恩思想批判

针对诺德豪斯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第一个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将气候风险问题考虑进来，考虑了代际公正问题。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经过两年的深入研究，2006年完成了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斯特恩在分析中，量化未来气候风险的损失，论证现在采取行动减排将温升控制在一定幅度内，是经济理性的。

斯特恩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也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就是采取减排行动，控制温升幅度。欧盟正式提出2度温升目标，应该是属于斯特恩的贡献，这不仅是对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也是对解决问题的贡献。

但斯特恩的代际公平遭遇到欧美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致批判，认为他对当代人的公平关注不够，对未来气候风险损失评估采用的贴现率0.1%的取值过低。“子孙自有子孙福”，注重眼前福利收益的经济学者认为不用为后代考虑那么多。当然这是另一个伦理认知角度的问题。

中国学者的努力

现在，习近平同志讲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确实应该有自己的贡献。气候变化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是纯经济效率优化的简单资源配置问题。我认为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还需要进一步构建。

我们在哪些方面做了工作？一是碳权益经济学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概念和方法，以及碳预算的交易方法，是从总量上考虑可持续力（sustainability），因为总量是一定的，是外生约束指标，具有刚性，可以确保气候安全。

从公平上看，人均历史累计并非简单的人均，而是考虑了公平、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是个过程，欧盟碳排放之所以不断下降是因为碳的存量已经饱和，只需要碳的流量维持当今的消费水平、生活品质，而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碳的存量的累积。

比如我国钢铁的产能在1949年是64万吨，改革开放初期不到4000万吨，到2002年也才只有2亿吨，到现在产能超过10亿吨，产量超过8亿吨。目前，中国的高铁、住房、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碳存量的累计排放已到平台期，有下降趋势。

二是基于气候容量的气候生产力经济学。气候变化因子有两重性，一是约束刚性，我们不可能在月球上生活，也不可能在沙漠上营造城市，约束刚性存在必然性。卡塔尔的多哈新城可以建的比纽约还纽约，但它无法复制纽约的中央公园到多哈。二是气候的全要素性。只有在合适气候条件下才可以发展经济，才可以有所创新。中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大略重合于400毫米等降雨线，在农耕文明下存在，在具有改造自然能力的工业文明下，胡焕庸线的两侧，人口、经济、产业、城市的空间发展潜力依然“泾渭分明”。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讲，生态经济系统是要生态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生态化，我认为气候经济学内核应该属于经济的低碳化和低碳的经济化，这样才可以打造与气候相融的经济。

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思维方式需要创新和转换

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有些新的思路和想法，比如能源安全问题，现在的做法是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大量财富投入“一带一路”，成百上亿的资金用于维护石油安全。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把这几百个亿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太阳能与原油、天然气一样具备市场竞争力，安全、就业都将掌握在自己手里，能源安全就不可能受制于人了。

低碳发展也要转换思维：碳不仅是技术问题。以雄安新区规划为例，它的两千平方公里的空间布局是北边的“城”是居住、服务和产业聚集区，中间的“苑”是花园，南边是“淀”，水面。北部的城的空间布局，中间是住宅区，两边是工作区。这意味着人们如果要从北城到花园享受绿色，就需要交通。就这点而言，我认为它不“低碳”。如果是产城一体就不需要这么多交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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