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

第一：在一般的增长和市场框架内识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一般的增长和市场框架之下，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聚焦可持续增长的主线，利于大家找准自己的位置，研究能源、交通、工业、城市等工作的每个深入的聚焦点拼凑在一起的全景和主旋律是什么？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框架来识别问题，之后去构造思路主线？

在一般的增长和市场框架内，从增长的主脉入手，我认为首先要解决背景设定问题，也就是说在怎样的时空认知尺度内讨论问题，这很重要。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包含不同的问题。

增长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界持久的热门话题，无论在全球、国家、地区还是城市范围内都能听到大家热烈的讨论，比如：贸易战对宁波会产生什么影响？GDP发展怎么样，占比如何，GDP排名情况怎么样？下一步增长的动能是什么，增加值从哪来？更进一步，新的投资重点何在？新的消费模式和热点何在？新的市场如何塑造、如何拓展？以及以上问题中能源、排放物的含义是什么？我这里提到的排放包含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也包括常规污染物。

时间和空间尺度选择

首先，时间尺度的选择。现在从政策进程到一般重要问题所涉及的时间周期至少需要30年，有人担心30年太远，太不确定，但当我们深入研究，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时就会发现未来30年的事就是今天的事。我们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我上一代领导及我本人在过去40年的亲历。等到2050年，纪念祖国过去的30或40年时，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事情。

我最近在看一些历史书，讲到改革开放是如何开始的。70年代末我父亲当年曾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系统工作，他那时给我讲过电子元器件、彩电和显像管，当时各个工业部门都由政府相应的一个产业部委具体管战略、规划、投资、项目安排、生产调度、物资调配，是典型的管制经济或计划经济，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其实30年的尺度从人们的认知、感知来讲不算长，在人的生命周期里也不算长，是人的认知心理可以达到的。

再看具体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和使用寿命的周期，昨天我在某沿海城市听当地能源局的同仁谈论想上新的电厂，他们报了一百多万千瓦备案规模，说是和某省报的一千万千瓦一比落后了，显然其中含有燃煤机组，但作为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已经锁定了。

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周期，技术从研发到最后在市场铺开，10年、20年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体制演化周期，以碳市场为例，舆论一度认为碳市场的作用立竿见影。其实想想政策体制的演化，改革开放40年，资本、房地产、商品市场等诸多市场演化了40年，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在配置资源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它的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还有很多需要评估。现今低碳转型的诸多政策、手段、体制、建设都必须放在较长的时间框架内才能看清趋势。

社会的价值观、心理、文化、认知的演变，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曾提到“国民训政”，需要百年。百年后习主席的观点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人民的民族心理、国民心理、价值观产生很大变化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如何把短期（近五年）和中长期具体的联系起来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的区别和联系主要在于克服特定社会主体的视野局限，包括个人、企业、政府部门。作为智库，要把问题放在长时间尺度中去研究，要有远见，要看到这些问题的影响。

第二，空间尺度的选择。包括园区和社区，城市及城市群的尺度；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特别强调胡焕庸线以东南为重点区域；全球气候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尺度与今天重大的政策“一带一路”重合。

要素市场价格要反映要素的短缺状态

要素市场价格要反映要素的短缺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选择要素市场，将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承载能力约束转化成要素约束，包括全球气候约束、局地空气质量约束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约束。1.5度报告中科学家给出很明晰的科学结论，但这些内容是否真正传递到经济决策渠道中去了，以什么方式传递的？市场经济经济体最基本的是价格信号，是供给和需求，是否是有供给和需求的产品、服务或者要素形成了市场？这是我的问题。

增长的价值演变

首先，增长追根溯源是追求什么？中世纪王宫的豪华程度是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但后工业文明阶段，对财富、幸福、福利、安全的衡量和体验随着人群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和示范效应的变化而变化。未来10-30年这些民意、社会舆论、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是什么？的确，我们今天的很多工作要着眼于90后、00后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建设，不仅是道德情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会实实在在决定未来20年、30年的市场和社会面目。

第二，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如何演变？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的小康、舒适；接着是安全、健康、体面问题，包括环境质量、饮水、食品安全等；进一步是教育；然后是公平、尊严和自我实现，这些都属于规范经济学和伦理问题，为什么今天讲包容性增长，讲社会资本？因为它实实在在决定经济体的质量和方向，最终决定经济体效率的重要特征。

第三，如何诠释增长的质量？和消费者需求是否密切吻合，经济效率和经济效果如何？要素生产率，投资收益率怎么样？这些都在国家重大决策里有所体现。在这些问题上智库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

增长的新动能

第一，投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听到的观点认为以后中国的投资不重要了，主要看消费。消费地位上升的趋势是显著的，但投资依然很重要，我认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投资是否依然是增长的发动机，而是在于投在什么有市场需求的领域，实现投资回报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否成立以及实现机制是否顺畅。

前不久我与行业的学术领袖Nicholas Stern交流，他对中国的“十四五”提出：投资领域无非是在四种资本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投资回报率很低，投资的拉动作用在下降。问题在于我们还重复投资在物质资本上，比如钢铁厂、炼化、重化工业，这些投资的回报率显然不行。从根本上讲是投资的需求和结构发生了问题。

“有前景的是人力资本，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人力投资取得了成效。” Nicholas Stern先生认为，“中国的经济体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短边。”自然资本包含生态、环境、气候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

但问题在于投资者的回报如何体现？Nicholas Stern先生向国家发改委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大力加强社会资本投资，实际上是解决社会公平、公民平等待遇、教育、上升通道等问题，创造社会基础设施等等。社会保障的兜底也是巨额投资，但回报如何解释？目前，投资健康已经不仅限于投资医疗，还有医院、医疗器械、保健等。投资健康的领域很有前景，但环境如何？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跨界控制技术和材料。实现投资回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环境和具体条件。很多领域有潜力，但没法实现回报，是由于政策环境和具体的条件没有具备。投资形成的资产是不是真正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否有新的扩展？要把实现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市场疆界，从而真正形成环境低碳方面的有效需求。

第二，新的市场需求。如何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转化为市场的有效需求？坚持构造环境要素市场的方向是什么？这里面包括创造市场，培育新要素市场和最终环境产品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以及市场信息的生成、监管、披露和供应链的管理。创造市场要明晰环境容量公共产品的产权，这是根本性问题。杨伟民同志在谈论一般市场经济改革时明确说碳市场最主要是解决产权问题。方向是否明确，决心是否坚定，如果在产权问题上我们很模糊、很淡漠，作为做主流市场经济设计和发展的人来看，这个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凡此种种，我们在新的市场需求问题上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包括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挂钩。

增长方式的转变

增长方式的转变核心在于改善要素生产率。我从2010年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十周年院庆时开始引用R= R inputs+R efficiency这个增长经济学的基本公式。以增长率6.5为例，6.5由两部分组成，要素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