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市场、新机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例如碳市场交易机制，虽然已有很多配套制度，但尚不完善。现在只有一个管理办法，这属于部门规章，严格讲不是法律。缺位的还有碳金融市场机制法律。很多资金想要投入碳金融市场，但因为缺少一部法律，投资方担心发生问题无法保护。此外，能源双控转变为碳双控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具体来看，碳排放交易市场：一是立法阶位太低，生态环境部的部门规章与省市文件、部门规章的效果一样。二是强制措施不足。三是配套制度不完善。碳配额被查封、冻结等的司法处置，尚未明确。例如2021年曾有四川某发电厂诉北京某环保公司的案件，发电厂通过北京某公司购买配额，并签订了买卖合同，但环保公司因没有配额未能履约，致使发电厂将近三百万人民币的损失，而向环保公司索赔。但环保公司以“不是全国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因此协议无效，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作为抗辩的第一理由。今年2月，最高院对此做出批复，其中确定了交易主体及其他主体，如此可以算作一种有效的说法。

最高院专门为双碳建设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涉及到各种刑事责任，这是最高院的最新态度。首先是确权，如排放权、碳汇等涉碳权利的经济属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即在法律上可交易。还有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案件，与各地政府、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但法律最好的作用是保护我们，保护参与到行业中的所有人。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些环境方面的经典案例，并规定，碳核查报告造假或有牢狱之灾。但目前，行业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双碳”战略下法律服务可以发挥很多功能和作用。一是政策咨询。协助主管部门和立法机关进行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健全完善双碳法规和标准体系。立法层面，像浦东的《绿色金融条例》，虽然阶位较低，属于部门规章，但比只有政策要好，人们尚可以遵照规章执行。这是现在区域性立法越来越多的原因。二是合规建设。决策支撑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是行为合规。协助重点排放单位，金融机构、上市企业等各类主体建立健全涉碳合规管理体系，控制和防范涉碳法律风险。三是争议解决。四是专业服务。

在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快速增长。比如，Urgenda基金会诉荷兰政府，依靠法律，组织可以起诉政府。案件胜诉后，全球发生了多起相似的案子。另一个是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等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这也是里程碑式的案件。希望未来，公益诉讼的案件能在中国出现，双碳领域能有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