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为落实国家自主贡献,需要将国家目标分解到省级、区域级、市级甚至社区层面,并由各地方政府提出并推动实施行动方案。因此,地方转型的决心和行动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正如巴西城市部国际办公室主任Antonio da Costa e Silva先生在一场活动中所言:“气候行动离开地方和城市将不可能成功,因此COP29应该是个城市的COP。 ”
基于能源创新(EI)和iGDP共同创建的中国能源政策模型(EPS China iGDP, 2024),iGDP能源转型团队构建了涵盖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EPS基础模型,并开发了两个政策情景,以用于分析能源气候政策的减排效果。其中,政策情景设置参考了各省“1+N”政策和“十四五”政策,主要用于评估现有政策的减排潜力;双碳情景设置参考支持“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可采取的最佳政策实践,主要用于识别不同时间段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政策和实施力度。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观察员组织,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持续跟踪COP29大会进程。我们在现场发现,多层次行动和城市化角(Mulitilevel Action and Urbanization Pavilion )是COP29国家馆内聚焦地方行动议题的主要场所,多场研讨会在这里举办。
11月14日,这里举办了一场关于“建设未来城市”的边会。BrainBox AI的CEO Sam Ramadori指出,由于城市层面的数据匮乏,投资者无法预估投资规模或制定投资计划,而这一问题并非技术发展本身可以解决,正如AI“难为无米之炊”。每个地区/城市基础情况和发展程度不同,需要准确的本地数据和不同领域的专家献策,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且全面的低碳转型路径。
11月19日,该场馆举办 “地方行动,全球影响:加速多层次、多利益相关方气候解决方案,迈向COP30”边会。巴西城市部国际办公室主任Antonio da Costa e Silva表示,近来年来各种全球局势的的变化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城市是气候行动落实之锚,城市的行动也能给我们以信心。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区域气候变化与城市环境项目协调员/人类定居官员Bernhard强调,城市一级的政府面临贫穷、饥饿、冲突等众多挑战,气候变化只是问题之一,因此必须通过整合的方式去落实气候行动。来自利物浦2030Hub的Stephen Sykes分享了如何动员中小企业参与气候行动,并反向推动地方政府加强行动的案例,体现了各种机构在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