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编制的经验、挑战和思考
李婷（落基山研究所）
其实中国近三十年来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经济、能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我们和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仁有一个共识，为什么这几年中国低碳发展这么迅速？严格来讲也就是八年多的时间，低碳发展理念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就是因为党和国家从一开始就认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必须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坚持走可持续低碳发展之路就是在为全人类的保护气候与环境作出贡献。贯彻绿色发展路径，在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同时，注重从源头上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这非常关键。
武汉的特点在于“一个主题，一脉相承，一如既往”，不管国内外热点如何变换，武汉市一直坚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这几年来可以看到武汉市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市委市政府、发改委的领导，从没有混淆过，也没有动摇过，特别难能可贵。武汉达峰行动计划的亮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得非常好。因为西方比较看重自下而上，体现在比如必须做节能减排潜力分析，否则就会有通过“拍脑袋”定目标的嫌疑。实际上二者需要结合，要把潜力分析和城市宏观经济发展、能源规划、整体规划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2、评估考核难能可贵。达峰是一个量化规划，而只有做到量化，才是可评估、可调整和可追踪的。在这一点上武汉是从无到有的突破。
3、分解做得非常好，分到部门分到行业，这点独树一帜。
杨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在我看来考虑低碳发展规划的“好”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规划本身的制定得好。二是规划可以落地，能够发挥作用。从这两方面来说，我觉得武汉做的非常漂亮：其一，规划全面扎实，有清单、行动和工程；其二，通过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开发的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指标体系可以认定武汉切实实现了低碳转型。
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武汉的达峰行动计划。
“持续”：湖北省是第一批低碳试点省市，武汉市是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所以从参与试点工作、编制清单、体制机制、编制规划到更多创新，比如：武汉开展了碳平台工作，特别是将低碳智慧城市和低碳生活结合起来。武汉国际合作的开展既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也给中国的低碳城市做了很好的宣传，分享了中国经验。
“扎实”：先摸底再去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雄心的战略，然后把战略进行行动分解和工程上的落实。武汉按照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了八年时间，从试点到规划再到制定达峰行动的三级跳，成为绿色转型的先锋。
“全面”：从领域分解区域分解到融入全市的发展规划，武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低碳的影子。
当然武汉同样面临着挑战。
其一，如何体现武汉特色？武汉作为中国绿色低碳的先锋，应当在某些区域的建设上突出武汉特色和高点定位，比如以国际标准和武汉特色建设汉阳零碳排放区。
其二，如何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增长？武汉2015年碳排放总量1.3亿吨，人均碳排放超过13吨二氧化碳。在万亿倍增计划下，到2021年达到2万亿，人均碳排放的目标很难突出武汉的先锋作用。另外可能会到万亿倍增完成时以15吨甚至17吨二氧化碳达峰，人均碳增长量比较大。
其三，武汉碳金融市场化机制如何做？武汉提出要建立全国碳金融中心，目前的达峰方案中市场化机制的内容比较少，下一步应当发挥现有的政策优势。
另外，还要考虑如何结合机构改革和已开展的工作，比如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发挥协同力量。
刘佳（上海市信息中心低碳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中心）
武汉的工作给了我以下启发：
第一，目前部分地方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清单编制的重要性，一方面与清单编制的数据质量现状有关：数据相对分散、不确定性高、统计核算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应用清单编制成果、如何更好地支持相关节能低碳工作，还有一个过程。精细化的管理、低碳政策的出台，都是建立在清单编制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要对清单编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清单编制的方法和更精细化的分能源品种、分部门、分设备，真正的执行和实施过程需要主管部门、行业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共同协作。
第二，很多工作通过政府直接推，效果不一定能够达到最优。我们可以对行动计划是政府推进还是市场主导进行比选，确定能够使经济效益盒社会效益实现最大的路径。
第三，需要更重视制度化和持续性体系建设。对一个城市来说，通过简单地关停项目可能影响达峰路线，实现达峰目标，但这是粗放式的达峰模式，这种方式复制性和推广性不强。无需太多关注短期内的人均碳排放或者是单位GDP碳排放等数据，而应更多关注持续性的制度化体系建设。
周勇（山东省科学院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武汉的实践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第一，武汉市的达峰规划全面系统，措施得力。规划中涉及产业、交通、建筑、能源、生活方式和生态降碳，也涉及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以及提高低碳意识问题。措施中既有通过禁止或严控、等量或减量置换煤炭消费，也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工业能效及建筑节能改造等措施，减碳的目标和措施明确，任务分解到产业和区县，有能源基础信息的监测、监察和考核，规划整体可复制、可借鉴性强。
第二，整个规划简明清晰，有利于全社会接受。比如在产业发展方面，大量的技术细节在支撑规划的技术文档中，达峰规划本身没有涉及过多具体的技术和工艺细节，而是选择提出严禁与严控、等量与减量控制煤炭及其他综合性措施，清晰地说明如何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一般人也能看得懂。
第三，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达峰规划如果能够更明确绿色低碳发展对就业、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成本、生活质量、现有社会资本的利用或破坏以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就更好了，应该回答好各种措施的影响程度、时间跨度、可接受程度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
第四，借力但不仿效大气污染控制达标的做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人民日常生活的质量，必须采取快速的大强度治理措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规定时间达峰。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取得了成绩，但也出现了“一刀切”的问题。有的地区2017年不但实现了煤炭消费大幅度下降，甚至实现了本应该出现在2030年前后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绿色低碳发展可以借力大气污染治理，实现快速提升。但绿色低碳发展相对短期内严重的大气污染，紧急程度低，更需要打持久战，更应该依靠市场手段，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为了完成任务短期内过度的采用行政手段，减少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大的破坏。
第五，保持达峰时间的弹性，更注重从现在、从各行各业、从每个人做起的过程。一方面可以通过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和控煤等措施，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另一方面，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寻绿色低碳发展的最优化科学合理的路径，循序渐进。要避免平时不努力，临时通过行政措施为主的路径，去完成人为确定的未必十分精确的达峰任务目标。对达峰时间保持一定弹性，把达标任务尽早分解到当前和以后每年的工作任务中去落实更重要。
黄莹（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
武汉的经验对其他城市可资借鉴，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据问题。达峰的排放清单、相关的数据收集是整个峰值研究的基础。但是城市层面的数据收集非常困难，需要在各个不同的部门进行调研，而且面临数据口径不一的问题。我们希望政府部门可以从整体上构建统一的能源数据统计和监测系统，一方面可以方便政府直观的掌握能源总量目标的实现情况，另外也对研究工作的开展有非常好的支撑。
第二，峰值研究的方法。武汉项目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做了有机的结合，广州也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做了初步的尝试，确实有很多困难。广州自下而上的方法一般是通过情景分析来做预测，因此情景设置的合理性非常关键，需要综合考虑城市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走向来确定。情景的设置对于不同城市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希望达峰联盟城市或者各试点城市，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进行具体的横向对比，来提高情景设置的可信度。
第三，峰值研究的时间尺度问题。碳排放达峰是一个需要在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待的问题，是指碳排放达在到某个点之后，通过后续的政策措施能够实现碳排放不再增加甚至下降。所以研究中的预测时间是需要在达到那个点之后再往后推一段时间。比如广州市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达峰，我们目前的研究往后推了十年，把2030年作为目标年，但是这十年之后到底会不会反弹，情况如何？目前的研究就无法回答。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把研究拓展到2050年，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是不是真的达峰。我们也建议各个城市如果有条件，可以尽量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关注能耗和排放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