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力大学 袁家海 张为荣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备受瞩目的全国碳市场建设是助力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全国碳市场在2017年底启动之后,筹备工作按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到深化完善期三个阶段稳步推进,并在体制机制建设、基础设施、数据质量和能力建设上都取得了不少进展,市场基本要素逐步完善。绿色创新发展中心一直以来对碳市场议题高度关注,并组织过多场国际国内专家参与的研讨会。本公众号持续刊发关于碳市场相关议题的文章,旨在促进碳市场建设的最佳实践经验交流、问题分析探讨。今天刊发的是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家海和华北电力大学张为荣共同撰写的文章。
表1 2019年发电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基准线
若一家燃煤发电企业有单位减排成本高的1号电厂和单位减排成本低的2号电厂,这家发电企业年度碳减排目标为50万吨,平均分配两个电厂都需要实现25万吨的减排目标。当碳交易市场不存在时,1号电厂和2号电厂为了实现减排目标,都需要采取减排措施来降低排放,对比两个电厂减排量都达到25万吨时,1号电厂的减排成本显著高于2号电厂。当碳交易市场存在,且形成有效碳价,为实现50万吨的减排总目标,单位减排成本低的2号电厂可以选择采取高强度的减排措施进行大量减排,最终将其排放总量降至15万吨,多余的10万吨碳配额可用于出售。与此同时,单位减排成本高的1号电厂可以采取低强度的减排措施,将其排放控制在35万吨,然后从碳市场购买需要的10万吨碳配额来实现总量履约。结果是,在完成同样总量减排目标下,碳交易可以促进经济有效的减排,案例中的燃煤发电企业可以通过碳交易可节约减排成本C1,如图3所示。
假设A和B均为发电企业,除了在加入碳市场后采取的减排方案不一样,其余情况一致。2020年初始进入碳市场中时的排放量均为500万吨,分配得到一样的碳配额。若2025年碳价上涨到110元/吨时,两家企业的碳配额均为460万吨,考虑到碳价的作用,A企业采取低强度的减排措施花费了4000万元,B企业选择高强度的减排措施花费了8000万元。由图4可知,当碳价为110元/吨时,A企业正好完成碳配额目标,B企业可以将节约的50万吨碳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可以赚取5500万元的收入。那么,A企业和和B企业的净支出成本分别为4000万元和2500万元,可知,A企业和B企业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为100元/吨和50元/吨,采取高强度减排措施的B企业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还低于A企业。若2030年碳价上涨到200元/吨时,两家企业的碳配额均为400万吨,A企业花费了8000万元,B企业花费了1.5亿元。计算可知,A企业和B企业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为80元/吨和18.75元/吨,A企业与B企业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进一步拉大。若2030年B企业采取的减排技术成本下降为1亿元,则实现盈利2000万元,那么,可得出B企业的碳边际减排成本-33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