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给实现既定目标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所幸，绿色经济转型已成全球大势，发达国家加速绿色能源转型，后发国家走向跨越式发展，仍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所在。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在2024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三难困境”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可能无法同时做到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产阶级发展和减少全球贫困”。至少“从目前政策看，要实现其中任何两个目标，都似乎以牺牲第三个为代价”。过去几年，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美国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均意在实现减排目标、重振经济（中产阶级就业），但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前景。最近，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紧随美国考虑退出《巴黎协定》，代表着后发国家对实现发展与减排也有疑虑。

Rodrik教授更加著名的理论是在2000年提出的“全球化经济的政治三难困境”，即全球化、民族国家与选民政治三者间的冲突，预判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20年后，各国右翼思潮风起云涌，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少验证了这一论断。甚至，当下是这两个“三难困境”的交织。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会上，一场公开讨论以“气候、发展、中产”为题展开。欧盟委员会副主席Teresa Ribera认为，三个目标舍一不可，放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不一定能实现其他两个目标，气候风险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西班牙洪灾和美国加州山火都是严酷的现实。Rodrik教授亲自解释，他提出的新“三难困境”并非判断，而是预警，是希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些风险。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用数据说明，新能源发展激动人心，正在创造大量工作机会，走出困境要加速绿色转型。

绿色能源转型是新“三难困境”的正解。长远看，这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助于后发国家的能源安全、电力普惠、脱贫发展，还能降低许多发达国家对外能源依存度，减少家庭电力支出，提升中产满意度。然而，绿色能源转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笔者很荣幸受邀参加2025年的达沃斯年会，在几个闭门讨论及午餐会中作为引导发言人分享能源转型思考，也试图从政商领袖、专家学者的见解中探究困境的根源与出路，我总结出以下三点思考。

绿色能源转型的挑战与机遇。首先是能源安全：地区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链风险，人工智能发展推高了电力需求预期，为此美国要扩大包括煤炭在内的电力装机，可能影响绿色转型总体步伐。

其次是地缘政治：风光、储能、电动车大都得益于中国的产业链和制造能力，加速绿色转型最好是能将这一优势发挥至极致，但在逆全球化时代，过分集中的供应链饱受诟病，欧盟较早提出的绿色贸易壁垒已然形成，这必然会增加全球绿色转型成本。

此外，还有转型的总体正义：印尼接近一半的煤电厂是采矿和冶炼行业的自备电厂，其镍矿支撑着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减煤必然影响绿色转型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绿色转型陷入两难。另一方面，绿色转型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光伏、风能技术与传统能源相比，已经具备成本优势；技术创新也在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决定市场趋势，比如电动车的驾驶体验是决定消费选择的因素，而非单独的环境效益；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也有助于提高能效，优化电力规划等。

全球绿色转型需要战略定力，中国应发挥更大作用。美国能源政策的转向，也许不能根本改变市场选择，但有一点不能回避，就是放大了“确保能源安全需要回归化石能源”的声量。国际能源署署长Fathi反驳了优先考虑传统能源的观点，认为真正需要的是能源结构多元化，清洁能源是大势所趋，本身就可以有助于能源安全。然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还不能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仍然需要政治决心和政策支持。

Breakthrough Energy欧洲副总裁Ann Mettler指出，清洁技术推广的障碍从来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精心设计的政策。稳定的预期是投资决策算法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期、清晰的政策可以创造需求、降低风险。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是全球经济走向，工业（及矿业）转型，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振兴等一系列议题的关键因素。美国又一次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能源转型进程需要中国的战略定力来抵消不确定性。

绿色转型需要更公平的经济激励，尤其是减少化石能源补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很容易被解读为产业政策和补贴的故事，许多欠发达国家认为没有财力学习这个模式，也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政策不等于补贴，天合光能联合董事长高海纯，作为本届年会正式发言的唯一中国企业代表，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光伏企业发展是长期战略和市场创新的结果，得益于政府给出的长期政策信号。

相对于补贴可再生能源，更应该考虑的政策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补贴。2023年，全球化石能源直接补贴约1万亿美元，延续过去十年的高位波动趋势；同期，可再生能源补贴总量约为1600亿美元。G20国家一直承诺减少化石能源补贴，实则进展缓慢， 在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两国设置了化石能源补贴同行审议机制，做了大量工作。2024年，G20主席国巴西推动采纳的《G20能源公正与包容转型原则》，并未将减少化石能源补贴纳入其中，只能寄希望于2025年的主席国南非。

传统产业公正转型应避免局限于单一叙事，可探索更加包容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政策。绿色转型必须直面传统产业的疑虑。所谓“公正转型”，不仅仅是给下岗工人提供出路，还有提供转型方向和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对于传统产业，应强调其积极作用，以抵消行业对转型的抗拒，比如化工行业在促进绿色设计、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转型对于企业领导者更多是个经济决策，是保持竞争性和生存的需要，而非政治选择或者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为此，信息、技术和政策会更加有效。有欧洲能源企业领导人认为，金融机构执行《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时，可以更多考虑以减排结果为考量，而不是简单根据经济分类与单一技术标准，这样实际上可能会限制转型创新。

后发国家分享绿色经济红利，长期、综合、因地制宜的转型规划是基础。绿色转型需要拉美、非洲等国的矿产资源、制造能力与广阔市场。不少非洲国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绿氢战略，希望利用太阳能资源，为欧洲提供绿色转型所需氢能。然而，这些国家可能本身就面临缺电和能源普惠的挑战，本地的电力清洁转型也举步维艰。这凸显出能源规划的重要性，并已在多方形成共识：《G20能源公正与包容转型原则》第一条就强调了考虑区域、国别、跨部门的规划，以指导融资机制和转型实施。缺少长期规划，可能顾此失彼，造成投资浪费。

因此，非洲分享绿色红利，一方面是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是利用关键矿产，二者的根本都是发展本地绿色产业能力。非盟基础设施与能源委员Amani表示，“关键矿产就是发展矿产，没有非洲的矿产资源，全球绿色转型不可能实现。这也是非洲的发展机遇，但不仅仅是卖出资源，而要完善产业链，增加产业附加值”。然而，这个基础除了劳动力资源还有电力，为此，甚至需要超越国界的区域规划。

大国竞合，全球本土化是趋势。在本次年会上，欧盟发起了全球能源转型平台，希望与拉美和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合作，把从矿业到制造业，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做强做大，形成多赢局势。这个角度，中美也早已做出布局。大国竞合，对后发国家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如何真正发挥作用。更关键的是，国别差异巨大，不可能仅通过外来力量实现转型。南非能源部长在公开场合对保护主义提出了质疑，尤其是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转型合作要尊重国家自主性，不能给合作和资助附加太多条件。有一个词叫“Glocalization”，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的结合，这是后发国家绿色转型的战略方向。一方面要借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优势，一方面要因地制宜选择成本最优的路径，而不简单成为别国减排的附庸，或者单独推动某一种技术、产业或模式。

2025年达沃斯年会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的合作”，能源似乎并非核心，然而无处不在。绿色低廉的能源成为决胜AI竞争的关键，电力普惠是避免AI发展鸿沟的基础。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署长Francisco在谈话中提到了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利用大型太阳能基地支撑的数据中心发展模式，廉价的可再生电力是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面对不确定性，决心最为重要，Gore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跨越鸿沟的关键，是一步跨过，分成两步注定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