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早就有呼声把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到2050年,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总是呼吁的提升雄心的内涵,根据Climate Home News的统计,在去年9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已经有66个国家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本次COP前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全球排放差距报告》显示,按照现在全球的减排力度,到本世纪末温升可能要达到3.5度。除非未来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下降7.6%,否则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因此更有雄心的NDC和LTS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哥斯达黎加气候变化总监Andrea Meza 女士在发言中首先强调首相的支持非常重要,环境部在该国属于弱势部门,没有高层的政治意愿很难跨部门协调。该国的长期战略分为三个阶段的政策包,确定了十个重点领域。她强调这是一份跨部门的战略,以绿色财税改革(green tax reform)为例,其中要与外交部协商,确定吸引外资低碳化的目标和路径。她还强调这份长期规划要有阶段性目标去支撑,配套的资源配给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
新气候研究所的创始合伙人Frauke Roeser女士分享了该机构出版的《2019NDC更新报告》的主要发现,这项研究收到来自66个国家的专业人士的100份调查问卷反馈,基于此对各国LTS编写情况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提出了关于编制LTS的建议:LTS是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份文件;应该包括契合2050年甚至以后的长期温控目标的温室气体排放路径;应该包括全产业,比如航空和航运;要有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反映立刻的下一步的行动;要有资金和其他支持的纲要;要体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适应的协同和权衡。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巴西深度脱碳规划(Deep Decabonization Plan)的负责人Emilio La Rovere 教授直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说现实中存在气候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优先性和协调问题。因此需要识别一个国家深度脱碳的障碍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去解决这些障碍。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结构还没有就绪,在这样的现实制约下如何制订规划是非常有挑战的事儿。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投资是流向基础设施的,技术的成本、资金的流动都要在规划中加以考虑和权衡。菲律宾气候和可持续城市研究所(ISCS)的Red Constantino先生则指出,一方面有些国家把制订LTS作为现在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但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脆弱型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能力都是问题。Richard Barron先生则回应说,2050路径平台的实践是不要求各国用统一的模版去制订LTS,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去浪费讨论模版了,需要赶紧行动起来。有的国家提出的LTS很虚也不要紧,后面还有“全球盘点机制”等措施去鼓励各个国家对LTS提出更多的内容和补充。IDB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总监Juan Pablo Bonilla先生补充说,一定要重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比如各城市的市长们,他们因为任期的原因考虑的都是1-2个任期内的规划,制订LTS需要有这些城市官员跨越党派的长期承诺。此外,年轻的人的声音也应该被倾听,比如激进的气候抗议者们对公众对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认知影响很大,鼓励他们参与到LTS的制订中很重要。两场讨论听下来,能够充分感受到NDC和LTS对于到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的重要性,但是国家间的差别导致不同国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不一样。因此国家间的交流和对标,共同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才更有意义吧!(摄影/汪燕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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