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环境与生活》杂志2018年11月号P68页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韩国仁川发布新报告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的1.5摄氏度是一项艰巨任务，地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乃至2摄氏度，可能会产生可怕后果。但是，挑战人性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难点所在。】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0月8日在韩国仁川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引起广泛关注。该报告在结论中提到的冰川融化、洪水飓风、生态异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幻大片中的末日情景。无怪乎不少评论用“拯救世界仅剩12年”“人类未来”等字眼做标题。且不追究这些说法是否科学，以看大片心态关注报告——无论是恐惧绝望，还是开灯散场一切照常，恐怕都不是科学家的初衷。

要严谨地解读报告并不容易，对于“末日”时间的计算和描述也许和如下的论述有关，“全球升温有可能会在2030年到2052年间达到1.5摄氏度”，“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是观测事实”，“一些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和退化”。

常规措施挡不住极端天气

虽然不是末日，全球变暖关乎生死却是个科学事实。升温1.5摄氏度或2摄氏度是以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衡量的，在不同地区，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和影响差别巨大。例如北极地区的升温会是平均值的2至3倍，而北极“夏季无冰”现象可能发生的频率会增加10倍，从百年一次到10年一次。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是渐变的，想在所有沿海地区修筑几米高的堤坝永保平安只是个良好愿望，因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其影响的范围和人群十分广泛。真正的风险，表现在极端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常规预防措施的效果如何。不用说脆弱地区的飓风、干旱，如果我们还记得2012年7月的暴雨，北京这个内陆城市也会出现洪灾、导致伤亡；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席卷全球的热浪，使得东亚、欧洲和中国华北这些一向气候温和的地区出现高温致死案例……更严重的是，这一切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

无论如何解读，报告表述清晰：时不我待，需要更早、更快、更强的行动。《巴黎协定》中各国认同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全球碳中和，该报告指出需要将此目标提前到2050年左右。然而事实如何？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总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306亿吨，而《巴黎协定》所有国家自主行动加在一起，到2030年，全球年均排放为333亿至467亿吨。

加速行动何其难！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说，“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根本是人性的趋利避害，之于国家是发展的博弈，之于个人是生活和发展的需求。我们挖掘减排潜力，一边要确定国家目标，一边要改变个人行为。

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

全球减排行动最大的潜力，是促使美国政策回归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正途。

美国是最大排放国之一，退出《巴黎协定》不仅是对其国内行动的拖延，也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该报告若能撼动美国已然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国家行动，则善莫大焉。当然，美国的地方政府是应对气候行动的主力，美国加州州长布朗提出要在2045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美国更多地区制定的有前瞻性的气候目标和政策，将对美国的实际减排效果起到作用。

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成为赢得气候正义的希望。中国拥有全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该地区也是气候变化脆弱区。最近，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因冰川消融出现的堰塞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该报告只会坚定中国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需求，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协同控制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这符合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已建立了低碳发展管理体系，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消费国。中国原计划到2020年时，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至45%，这项目标已经提前3年完成了。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下一步有希望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

中国强化行动的一个可能领域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该报告特别提出了非二氧化碳要在2030年后持平。2012年，在中国的总体排放中，有16.8%来自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等温室气体，而且增速迅猛，对此进行有效控制非常重要。具体行动包括更好的废弃物管理，对冰箱、空调等设备的制冷剂实现替代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中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损失和浪费所造成的甲烷排放，同样排名世界第一。

黑碳是一种短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是细颗粒的一种，它本质上是空气污染物，同时干扰辐射强度，对极地融冰和局地气候影响巨大。中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会减少黑碳排放，对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巨大。

这些传统上属于环保范围的工作，在环境管理体制调整后，可能会有新的政策机会。

生活方式不改很难达到碳中和

无论国家目标和政策如何，减排最终还是来自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长期以来，气候变化都是庙堂之上的话题，“知道分子”很多，但投入行动者太少。我所在的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的调研显示，虽然有83%的人表示了解低碳，其中92%还认为低碳与自己相关，但是谈到具体行动，参与度就只有34%至75%了。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较少或付出成本较低的行动，公众的参与度较高，比如日常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75%）；对相对要投入更多资源或做出巨大改变的行为，公众的参与度就不高了，比如每周少开一天车（37%），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39%）。

行为改变是支持温室气体减排的根本驱动力，不调整当代社会高强度碳排放的生活方式，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这种可能性很小。

过去，生活方式变化的趋势是什么，是农村要向城市看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是冬暖夏凉、丰衣足食的日常需求，也有解决了温饱的人想住大房子，开豪华车，周游世界的美好愿望。这些愿望的背后，是节节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曲线。

中国的家电需求连年升高，以空调为例，城镇居民基本上已经超过了一家一台，而农村居民则平均两家不到一台。然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不和美国比，日本的户均空调保有率也在两台以上。有一个衡量生活方式的指标就是人均生活用电量，中国的这项指标在2014年是美国的1/8，欧洲的1/3。在未来30年里，全球能源结构应该很难飞速地低碳化，所以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成为必须。

改变餐饮结构、减少肉食，已经是低碳行动清单的选项之一，将夏天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也应该成为全球倡议。但是，提倡素食很可能会让许多刚刚实现温饱的国家民众感到匪夷所思，而限制房间温度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来讲也有点难以适应，即使是环保工作者也不例外。因为这些都涉及人体的直接需求，要加以改变确实难上加难。

这需要发达国家切实提前行动，树立更好的标杆，需要系统化的普遍路径，而非点缀性的个别行为。有的人去伦敦看看鸽子，偶尔吃一次斋，就认为给应对气候变化做了贡献，这恐怕是不能服众的。

气候变化这个最大的市场失灵背后，其实是人性的趋利避害，而挑战人性恐怕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真正难点。